预防产妇精神疾病，特别是产后抑郁症(PPD)，有可能带来深远的个人和社会结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母亲的心理健康会显著影响孩子的身体、智力和情感发展。产后抑郁症已被证明会导致暴露儿童的智商降低、语言发展缓慢、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发病率增加，以及出现行为问题和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
此外，不良童年经历(ACE)研究发现，童年时期遭受虐待或家庭功能障碍之间存在强烈的分级关系，而这反过来又与导致成人死亡的多种风险因素有关。ACE研究对家庭中的精神障碍进行了筛查，但许多其他的ACE可能与不良的孕产妇精神健康有关，包括药物滥用、离婚和家庭虐待率的增加。
总之，以孕产妇心理健康为目标可以改善家庭中每个人的心理和身体结果，并有可能改善整个社区的状况。虽然改善孕产妇心理健康比预防产后抑郁症更重要，但如果从预防产后抑郁症开始，我们至少可以改善母亲及其子女的认知和心理健康结果。
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
那么我们如何预防产后抑郁症呢?
一种可能是，识别在个体水平上强烈预测PPD的标志物或因素，最好是在症状出现之前。这些统称为生物标志物：可测量的物质，其存在可指示或预测疾病的发病和结局。
PPD可能是比较容易研究的精神疾病之一，因为你可以识别高危人群并预测疾病何时发生。如果有100个孕妇，其中大约10到15个会在分娩后的最初几周变得抑郁。如果这些孕妇有情绪障碍病史，并且没有服用精神药物，这个比例甚至更高。通过追踪孕妇，同时收集潜在的生物标记物，然后确定谁在产后生病，就可以确定预测日后疾病的生物标记物。
有许多因素与PPD的发展相关，例如，怀孕前有精神病史，有包括PPD在内的精神疾病家族史，以及怀孕时抑郁，这些都与PPD的发展有关。这些都增加了患PPD的几率，但具体个体的确切风险很难量化。这同样适用于各种环境风险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不良生活事件和产科结果(如早产)。作为精神健康提供者，我们可以在患者中筛查这些因素，并知道一个人的个人或家族病史增加了风险，但我们不能预测她是否会患产后抑郁症。
要实现更个性化的预测，也许最有希望的PPD生物标志物是表观遗传学。结合环境影响和基因功能，表观遗传学检测DNA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会改变DNA序列本身，但它们会开启或关闭基因的功能。
这一领域的很多文献都集中在DNA甲基化上，它可以被压力、药物使用和激素等环境因素改变。表观遗传改变有可能解释一些精神疾病，这可能是环境压力触发的潜在生物易感性的结果。
就产后抑郁症而言，一种可能是怀孕期间的激素变化导致特定基因的表观遗传变化，这些基因要么是产后抑郁症的标志，要么是潜在原因。
寻找个性化生物标志物
Jennifer L. Payne及同事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确定了PPD的2个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在第一篇文章中，研究者最初在小鼠的海马中发现了对高剂量雌激素有反应的基因位点。他们将这些基因位点与患有情绪障碍的孕妇血液样本中的DNA甲基化差异进行交叉参照，这些孕妇在孕期和产后都进行了前瞻性随访。
最初的样本包括怀孕期间临床状况良好、发生或未发生PPD的孕妇。根据甲基化差异，在HP1BP3和TTC9B基因上发现了两个位点，它们能够正确地识别出女性是否患有PPD，准确率达87%。
然后，研究者对那些在怀孕期间抑郁，或者持续抑郁，或者产后康复的女性进行了重复分析。这一生物标记物再次能够区分PPD状态，准确率为88%。
接着，研究者继续在51名有情绪障碍的孕妇和240名没有精神疾病诊断的孕妇的独立样本中复制了这些结果，准确率至少为80%。
最近，该小组再次复制了PPD预测，同时发现也能够使用妊娠早期（前三个月）的血液样本预测妊娠晚期抑郁症。
TTC9B和HP1BP3基因的确切功能目前尚不清楚，但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两者都可能参与介导大脑突触可塑性，并与雌激素信号传导有关。有趣的是，没有HP1BP3基因功能的小鼠表现出母性关爱受损，导致幼鼠存活率急剧下降，这表明该基因在母性行为中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这两个基因的功能及其在PPD中的作用，可能最终有助于阐明PPD的生物学基础。
总结性思考
研究者正在更大的样本中验证这些生物标记物，并检查当生物标记物的预测与产后精神病学的实际情况不匹配时，可能涉及哪些因素。
下一个重要的科学步骤是尝试预防研究。当女性在怀孕期间有这些生物标记物时，产后抑郁症是否可以预防？或者有了这些生物标记物，产后抑郁症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吗？如果产后抑郁症可以预防，是否有一些干预措施比其他措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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